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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纽约客闲话之西苑雅集:我在宝岛的四百天 (之二)

已有 107 次阅读12-7-2017 03:22 P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文/姚学吾
    我被安排在父亲同事潘先生的妈妈处暂住。老太太一个人住在台北桥附近一栋台湾式的民居里。潘妈妈不会讲国语,我又不懂台湾话,我只好脸上堆满笑容,多用肢体语言,连说带比划,无非是吃饭,睡觉和洗澡等生活小事,怎么也应付得了。 
     房子是砖木结构。一进门是堂屋,有两层楼高,屋子空空的只摆一张八仙桌。门对面的墙上,供着佛龛。下面有供桌,点着蜡烛,烧着香。楼下还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厕所。人都住在二楼。有三间卧房,老太太住一间朝阳的大房。中间的一间空着,留给小儿子回来住。我住在最后一间。房间里都是“榻榻米”,就像北方农村的炕一样,但不烧火。进屋就脱鞋上“榻榻米”,很大,很宽敞,又干净。躺在上面比炕和竹床舒服多了。这都是日据时代留下的民居习俗。那晚上和老太太道过晚安,就进屋睡觉了,台北睡觉一定要挂蚊帐,一宿无话。
      第二天早早的起床到楼下漱洗。见到潘妈妈早已坐在饭桌旁等我呢。我深觉太不礼貌了,竟让老人家等我。我向老人家施礼,表示歉意。她慈祥的面孔上频频微笑,要我快坐下吃早点吧。桌上有一盆大米粥,一盘炸花生米,一盘切成一寸长的油条,上面洒上酱油,一小盘豆腐乳,一小盘切成片的香肠。哇,这份早餐真够丰富的。潘妈妈给我盛了一碗粥,让我不要客气,她说什么我固然听不太懂,但是,她指著墙上的相片,把她的儿子一个个数下来,最后点到我。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说,她把我看成她的儿子。空气顿时温暖而和谐。我真地饿了,又加上我爱吃的粥和小菜。台北和北平地隔数千哩地,怎么饮食习惯竟这般接近和相似。仔细一想,也不奇怪,都是中国人嘛!
  第二天,10点多钟,一位三十多岁的,操北京口音的父亲的同事来找我,说陪我去医院。他姓谭,在后勤部门工作,因为他对医院比较熟,父亲又忙得分不开身,又是老乡,他自认是晚辈。他一个人远在他乡,很不容易,自从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父亲常在周末把小谭拉到家里,吃个饺子或炸酱面什么的,解解乡愁吧。小谭人聪明,来台湾一年多和台湾人已能用台语交谈了。他说因为他是管后勤的,整天要和台湾本地的商人打交道,不会台湾话,什么事也办不成,除非会说日文,但他不会。我父亲倒是会说日语,到外面办事无法沟通时,母亲就急得和他说,你就和他们讲讲日语吧,每逢这时父亲会很火,说“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交道还要讲日本话?岂有此理!”
  国民政府到台不久,就成立了《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北京大学语言学专家魏建功教授。他的工作看来还是很有成效的,台湾的国语普及程度,比江南的任一省份都高。当然,我后来才知道,在推行过程中,政府还是施行了许多高压政策的。
  我们到了铁路医院,肠胃科早已给我挂好号,没等几分钟就看上了。大夫是一位台湾人,姓林,据说台大医学院毕业后,还到日本留过学。获得医学博士,在台湾铁路医院已经二十多年了,口碑很好。人也慈眉善目,算得上是德艺双馨。看到我们进来,问了我的名字和病情,就先给开了药,还让我回去留一份大便和小便,随时都可以送来,待化验后再做决定。第二天又照了胃镜,看后,医生说胃里有溃疡面但不大,大便也没有潜血。说明暂时可以不动手术,用保守疗法,服药和注意饮食的安排。他还建议做一种“埋藏疗法”。我当时就答应做,手术非常小,打了局部麻醉针,不到一刻钟就完成了。只在后背上割一小口,不知里面埋下什么东西,缝了几针就告诉我说没事了。过一星期来拆线。(未完待续)(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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