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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龙应台:什么让我们与灵魂素面相对?

已有 662 次阅读8-10-2016 08:31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文学用美、想像与魔幻思维的“撞击力”,最能够使我们在最平庸、凡俗、忙碌、无暇思索的环境中,抢下一个慎思明辨的“空”间。说得更准确一点,文学最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在夜深人静时与自己灵魂素面相对的能力。

文学有用吗

煞到你

有一年,我在法兰克福看了一场艺术展览,一进门马上有一个展品吸引我的注意,让我站在它面前看了很久。它是玻璃器皿,形状为一颗眼泪,总共一百个装着眼泪的玻璃瓶一字排开,展品名称为“一百个人的眼泪”。

我站在那里,觉得震撼,很多念头与问题电光石火一样地穿过我的脑子。

我想问:“究竟如何取得一百个人的眼泪?”“是一百个人自己取自己的眼泪,再放到器皿里吗?”“还是这个艺术家找了一百个人,等到他哭的时候,把眼泪放进器皿里?”“里头装的眼泪,是什么性质的眼泪?是喜极而泣,还是伤心欲绝的眼泪?抑或带着这个小器皿,到厨房里切洋葱,或者喷胡椒,喷出来的眼泪再把它们接住?”当然也可能不是以上这些方法,而是像化学家一样,把水、盐等等化学元素组合成一颗百分之百的眼泪,放进里面。如果是这样,有很多问题要出现了:作为艺术家,你到底想表现什么?如果作为一个藏在别人房子角落里的人,等到他情感激动时,赶快去接眼泪,这种艺术呈现,到底是真实抑或虚伪,界线在哪里?如果这个眼泪,是洋葱激出来的眼泪,与痛不欲生时流出来的眼泪,差别在哪里?如果是用水、盐与各种化学成分组合成百分之百的眼泪,却不来自一个眼睛,而且不带有人的情感,装在小小的容器里,它是不是眼泪?

电光石火之间,我明白,艺术与文学的作用是一样的,艺术透过实体的形式展览,文学透过文字来“煞到”你。

其实宗教中所谓的禅修和顿悟,所要促成的也不过是那一刹那间的撞击,使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抽离每天早上起床刷牙、上班、打电话、电脑上网的惯性,把你从非常密集的流程里抽离出来,得到一个俯瞰的角度,看着自己的存在,以及你与所处的时代、空间之间的关系。“眼泪”这件艺术品促使我进入更深一层的“思”。

第二,我想说的是文学也促成了“辨”,这就回到儒家几千年前就重视的“思辨”,所谓学问就是“慎思明辨”。

艺术与文学中有份很强烈的作用力,就是“辨”这个字,使你比较有能力分辨最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这种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在你日常生活惯性中,是完全盲目的。譬如你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眼睛看着我,是否同时感觉到旁边有拱门,拱门有帘幕,外面有光从帘幕射进来?而你们今天到这里来的路上,有没有从感官之中注意到今天的上海,是否有阳光?是什么样的阳光?当阳光从外面透过薄纱窗帘照进来,经过过滤,有点朦胧、模糊的,与另外一个时空里阳光的质感完全不同。在生活的过程里,我们对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往往是视而不见的。而当文学一下子“煞到”你,你会突然有所发现。

“辨”当然也牵涉到文学的一个作用:颠覆。我们在平常惯性的定律里,对很多事情有刻板、制式、主流、约定俗成的成见;但是,文学有一种魅力,撞到你的时候,会使你赫然发现原来的位置被颠覆了,突然发现事情不应该这么看。用“思”与“辨”来说,文学的思辨最核心的对象,与传统的慎思明辨有一点差异,以儒家来说,核心对象是国家、政治,是“天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可是,文学的深思与细微的分辨核心对象是:人性。

是尸体还是遗体?

有一位医学系教授,带我去看他上解剖学,我从来没看过尸体被打开,他问我会不会不能承受?我说:“你放心!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什么都可以承受。”那堂课有十三个小时长,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解剖学是怎么上的,也不知道解剖学教室里有没有气味,在毫无概念的情况下,他让我穿上白袍,就进去了。现场是像现在这样大小的厅,总共十八个台子,十八具泡过福马林的屍体,每一个台子都围了二十几个学生,是将来的医生。

首先,请问我应该用“尸体”还是“遗体”?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如果说“尸体”的话,中间是否会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往下想?如果说“遗体”的话,是否整个情感都会不一样了?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这些十八岁的孩子们,将来要成为医生,他们将来会如何对待我们呢?

那天解剖课的内容,是如何用手里的刀与锯子,把胸腔盖打开。在我看来,他们似乎都是第一次上课的学生。既然不能够拍照,我只好拿着本子写生,去画他们。我的样子很像教授,当我穿过去的时候,就有学生拿着沾血的锯子,来问我要从哪里下刀?

我很细地去看这十八具遗体,也看见学生在用刀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从哪下,一下子切到骨头,又碰到神经,也不知道组织、神经、皮与肉之间如何分开,就在那里锯来锯去。切出来很多没有用、血肉模糊的东西,就丢到小桶子里。老师一桌一桌地巡,告诉他们筋与络之间的空隙应该如何寻找,如何一刀切入。

记得《庖丁解牛》的故事吗?梁惠王来看厨子“丁”如何解掉一头牛,发现他“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一切一割,一收一纳之间,完全像音乐。梁惠王大吃一惊,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神奇的庖丁说,我开始去解剖牛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是一整头牛,可是,三年以后,我根本看不到全牛,只看得到局部,局部被放得非常大。到了今天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一头牛的屍体放在我面前,我不用眼睛去看牠,而是用神遇,对它的组织、肌理熟悉到一个程度,拿刀的时候,筋骨间的空隙、组织的肌理,筋络紧密相连之处,刀一下去完全不会碰到,从空隙间一刀而下。

但是,当我在解剖室想着《庖丁解牛》时,注意到了,眼前陈列的不是牛。这十八具遗体,每一个人死因不同,性别不同,来处不同。本来以为这些尸体是捐赠的大体,后来老师告诉我,香港捐赠遗体做解剖并不风行,很少人捐赠大体;因此,这十八具都是路倒的无名屍,其中有很多年老的男性、女性。但是,我看到其中一具是相当年轻的欧美白人,赤裸而鲜活,看起来完全像是睡着了。他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会有一天倒在香港的路上,变成一具无人认的屍体,最后躺在解剖台上,让一些锯子都还不知道怎么拿的孩子们,打开他的胸腔?

这堂解剖课,我们正在教年轻人如何在外科手术变成科学的庖丁,变成对人体结构认识最有本事的专家。可是,这些年轻人将来要面对的不是牛,而是人。在医学教育里,在什么课堂里会教这些学生操刀技术之外其他的问题?当十八岁的孩子,拿着沾血的锯子,面对路倒的无名尸,他与尸体之间是什么样的生命关联?

这两百个穿着白袍的十八岁学生,在那个房间里面对的是死亡,可是,他这一生的任务将会是面对生命。他们面对死亡的目的,是为了面对生命。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教他们思考,生命来自哪里?又要往哪里去?他在生命来去之间的位置在哪里?他“庖丁解牛”的技术学得再好,是否在心里思索过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医学教育里有教吗?还是其实不知道从哪里教起?

我想说的是,这些可能正是文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透过文学,可以让手里拿着锯子,面对身体的孩子们比较容易认识“人”。否则,我很难想像,技术非常好的现代庖丁,却对痛苦、绝望、煎熬没有任何理解与认识;或者对于人性的复杂、懦弱与坚定,从来没有经历;甚至也从来就没人跟他谈过背叛、真诚的爱与爱的能量。我很难想像他以后要如何面对必须处理的生命?

我只是用医学作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要问:“龙老师,我们是商学院的!我们跟生命、跟人关系不大。”你们之中有人这样想吗?如果有的话,那问题很大。如果对于人心灵的虚伪与真诚、对于爱和恨没有过认识,那么正义与不正义放在一起时,如何做细微的辨别?或者当两种不正义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一类的问题,这个人将来要做律师、法官、政治领导,是不是很可怕?

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事情发生之后,香港恒生银行总行前,每天会看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孤单坐在大楼前面,放一台小小的录音机,播放类似诅咒的哭调,因为她一辈子的积蓄付诸流水。她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伸张自己的委屈,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像到庙里烧香的妇女一般,放哭调。请问,商学领域与人的痛苦、幸福真的没有关系吗?

看见看不见的

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域,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学如何让你看见你平常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对于老年丧偶者,一般的认识是透过以下典型的描述:丧偶的老人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是有偶老人的两倍。居丧综合症最常见的表现是出现多种心理障碍,如沉默寡言、神情淡漠、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等症状。有些人症状长期持续,饮食不振、夜不能眠、面黄肌瘦、呆木迟钝、迅速苍老,甚至产生厌世心理而自杀。

如果用文学来认识这种现象或情感,是怎样的状态呢?回想一下元稹的《遣悲怀》:

闲坐悲君亦自悲,

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

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

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

报答平生未展眉。

文学与一般文字是不一样的。丧偶老人的“症状”,在这首诗里呈现了更真切的内在情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西元七五五到七六二年的安史之乱,课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描述:“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主要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户口减掉五分之四,人口减掉三分之二,人民丧乱流离等,整个城空掉,人皆消失。”这个描述,就让你体会了那悲惨的景况吗?

唐肃宗乾元二年,郭子仪与其他九个节度使,带了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可是指挥太乱,大军溃败,必须在洛阳以西到潼关一带大量抓兵。杜甫刚好从洛阳经过潼关,目赌抓兵的状况,写了《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迎。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文学,像照相机一样拍下一个镜头,与之前对安史之乱的说明相较,给你的震动是不一样的,文字的重量就在这里。

所以,可以有一种主流叙述,描绘战争的伟大,或者光荣的胜利。但是,透过文学,你可以看到大树林里的一棵树是怎么回事,或者可以看见一棵树上的一片叶子是怎么回事。一片叶子从不同角度看,阳光照下来的时候看,雨水打下来的时候看,用各种不同角度的细微看,这只有文学做得到。

与灵魂素面相对

今天,还想与你们分享两个流亡作家,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思”与“辨”之间,文学对人性的深刻探讨还可以帮助自己认识到存在的处境,得到一种俯瞰的角度,在一个极其安静的时刻,看自己的生存处境以及处境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海涅的歌曲吧,最有名的是《罗蕾莱》。海涅的诗有三千多首被谱成歌—歌德只有一千七百首—诗与音乐结合之后,扩散的力量就更大。海涅在大家的认知中是一个浪漫、抒情的诗人,但并非如此简单。

想一想当时的背景,一七八○年代欧洲爆发“法国大革命”,有如原子弹爆发一样,将政治思潮向外辐射出去。那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是由很多独立的小城邦组成的。在十八世纪德国的语境里,有一个名词叫“西方文明精神污染”,指的就是来自德国的西方—英国与法国—的自由思想与开明的政治改革。一七九七年海涅就出生在一会儿属德国、一会儿属法国的小城,但凡在法国统治里,都是开明政治,德国一抢回来,马上就进行思想箝制,严格控管出版。海涅在成长过程中,讲德语却向往法国思想,认为那是先进的文明。他对于祖国—德国—的认同,不是政治上的认同,而是文化上的认同。他曾经写过充满爱国情操的诗:

我曾有美好的祖国

高耸的橡树温柔的紫罗兰

祖国以德语亲我,以德语慰我:

(难以想像的悦耳)“我爱你”

但他同时在思考怎么去对付剥夺他自由的体制,他写下这样的诗:

德国审查者们□□□□□□□□

□□□□□□□一堆白痴□□□

海涅以这首中间被挖空的诗抗议当时的政治审查。那时德国各邦有各种言论箝制,其中包括对出版的控制:当局估计大多数买书的人都买不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因此规定凡是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就不必送审。海涅当时的出版社,就把字体放得特别大,让每一本书都超过三百二十页,便可以不送审。

在前一首诗里,你看到他如何热爱他的语言、文化和他的祖国,后一首诗里,他表达强烈的抗议。

现在过了快两百年,我们都知道后来德国发生了什么事。回头看海涅在一八四○年说过的话,可以看到文学心灵很强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也因此能透视现实。海涅当时就说,德国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是有一种完全排外的、仇外的基础,在德国的土地上,爱国主义一定会打败普世价值。所以当时他呼吁,如果普世价值赶快抢先,说不定还会有希望。

一八一九年,这个进步青年到了柏林。那些年,所有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非常有勇气、热血奔腾的大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诉求德国统一。在一个大型的群众集会里,一个非常有群众魅力的演讲者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学生:“凡是不爱国的书,我们把它烧掉!”那些书就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掉了。

可是二十几岁的诗人海涅说:“今天你会烧书,明天你就会烧人!”历史的灾难总是“始于焚书,终于焚人”。海涅一八二一年说的这句话,证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纳粹在柏林焚书,以及后来的大屠杀。这预言令人毛骨悚然。

海涅成为“大预言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或趋势专家,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深刻的文学心灵。

回到前面与大家分享的:文学最深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文字的魅力会促使你去“思”与“辨”,当你有深刻的思辨能力时,你才可能在二十四岁时看见这样深沉的东西。

另一个作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米兰·昆德拉,他在二○○九年的作品《遇见》里说:“小说家永远在一个人生的实验室里面。”请问在实验室里做什么呢?他永远在看,永远在观察,永远在思索,永远在设法做大胆的假设,在推翻自己的前一个假设。

小说家不断在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的存在是什么意思?”这些思索不仅仅发生在小说家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普遍各行各业的人上,不管读医、读商,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选择任何一种志业,大概都离开不了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

文学用美、想像与魔幻思维的“撞击力”,最能够使我们在最平庸、凡俗、忙碌、无暇思索的环境中,抢下一个慎思明辨的“空”间。说得更准确一点,文学最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在夜深人静时与自己灵魂素面相对的能力。


作者:龙应台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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