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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

已有 358 次阅读1-8-2018 08:56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有些日本学者在“反思”历史时指出,如果当年日本能兑现“承诺”,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和美国共同经营“南满”,加强日美关系,日本的“国运”或会改变,甚至太平洋战争也可能不会爆发。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

冯玮: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

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一段,随后嫁祸于中方并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引发了“九一八事变”。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欺骗性宣传教育,日本民众一直以为事变是中方的“挑衅”,并因此支持日本政府“惩罚”中国。直至1956年原日军少佐花谷正在《别册知性》杂志发表《满洲事变是如此谋划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那么,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呢?

冯玮: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

“柳条湖事件”,日军使用的所谓物证:几顶东北军的军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

日本继承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并不断扩张

日本在“南满”的权益,最初确实是在日俄战争后由俄国“转让”的,尽管日俄之间属私相授受,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中国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如能穿越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和哈尔滨,可以形成一条直线,否则须拐一个大弯。于是,在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主要策动者维特的谋划下,1896年6月3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诱饵,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根据该“密约”第四条规定,双方代表又签署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东清铁路是与中国政府合办的‘股份公司’,持股者限于两国政府和国民”。双方还约定,东清铁路建成使用36年后,中国可以收购,80年后无偿交付中国。另据1898年3月底中俄签署的《旅大租地条约》,俄国“租用”旅顺、大连,租期25年,至1923年4月归还中国。

冯玮: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

《旅大租地条约》

日俄战争后,根据1905年9月5日双方签署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除了获得库页岛南部,还获得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包括上述俄国向中国清政府“租借”的辽东半岛、东清铁路南段即长春至旅顺段以及附属地区煤矿等的开采权,等等。

为了“经营”或“利用”好这些权益,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第142号敕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件》(日语汉字“株”意为股票、“会社”意为公司),命令“(日本)政府设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满洲地方的铁路事业。会社采取股份制,股票限日中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持有”。同时决定,设立由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任委员长的“满铁”筹建委员会。同年8月1日,日本政府授权满铁筹建委员会发布命令,赋予满铁拥有在附属地区开展建筑、教育、卫生的权力,所需费用可向当地居民征收。

满铁总部开始设在东京,1907年迁往大连,翌年4月正式开展业务。由此可见,“满铁”绝不仅是一个“铁路股份公司”,而是试图将“南满”当作日本殖民地的统治机构。例如,创建时经营总计长度854.4公里的“满铁”,掌控着沿线的煤矿开采权和电力、自来水供应权。据1919年出版的《满铁十年史》记载,“抚顺煤矿的埋藏量有10亿吨,按1天1万吨的的产量计,可以开采300年,真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一大宝库”。满铁还开办学校,开展奴化教育,教员由满铁员工担任。至1945年日本战败,“满铁”员工达40万人,其中14万是日本人,被称为“满铁王国”。

冯玮: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社

为“满铁王国”绘制“蓝图”的,是时任台湾民政局长、后成为“满铁”第一任总裁的后藤新平。1905年9月4日,即朴茨茅斯条约签署前1天,后藤新平即赶往奉天(沈阳),秘密造访了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向他递交了《满洲经营策梗概》。这份“梗概”起首即写道:“日俄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要诀,就是表面从事铁道经营,实际建立各种设施,从事各项经营。依此要诀,租借地里的统治机关和所获铁路的经营机关须分别设置。”也就是说,以“铁路公司”之名行“统治机构”之实。

必须指出,按照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条约规定,“满铁”是“股份公司”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应拥有“满铁”股票,但实际上日方根本无视这项规定,清政府曾进行多次交涉、抗议,但日本视中国政府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会。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合作计划”

日本政府想对“满铁”独断专营,虽野心勃勃,但囊中羞涩。因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军费开支近20亿日元。日本为筹集军费和其他开支共发行了约27亿公债,包括利率5%的12亿日元外债,负债累累。另外,开发库页岛南部和旅顺、大连的基础设施也需要钱。“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看到了日本政府的窘境,提出愿意出资和日本共同经营“满铁”。哈里曼当然不是扶危济困的慈善家,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南满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和欧洲铁路连接,进而同他掌控的穿越美国的铁路连接,那么他这个“美国铁路大王”将成为能左右贯通世界的铁路网的“世界铁路大王”。

哈里曼愿解囊相助,日本政府顿感喜出望外。因为,此前哈里曼曾购买了日本500万美元的战时公债,被日方视为“老朋友”。因此,1905年10月,“老朋友”哈里曼到访日本,被日本政府奉为上宾。哈里曼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一到日本就宣称,“既然经营东清铁路南段,那么就应该使它成为世界主要干线,否则没有意义。而要使它成为世界主要干线,必须依靠美国丰厚资本的支持。”哈里曼是个典型的美国人,讲话直来直去不绕弯,令讲话喜欢“暧昧”的日本政府要员不太适应,但如此“爽快”,却正中他们下怀。

1905年10月12日,首相桂太郎即代表日本政府和哈里曼签署了《关于南满洲铁路的预备协定备忘录》,其中写到:“以改善大连铁路终点所需资金为目的,专门成立一家公司。当事双方对获得的财产具有共同而平等的所有权,依约将与铁路有关的采煤特权授予该公司。该公司的利益与代表权是共同而均等的。”哈里曼见如意算盘得逞,甚为得意,于翌日即10月13日启程回国,并急不可耐地给总统罗斯福发电报“报喜”。罗斯福对哈里曼如此给力的“爱国行为”非常欣赏,复电询问:“我们何时能详细讨论那些东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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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罗斯福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欧洲列强在中国已登堂入室并划定了各自势力范围,美国难于插足,所以美国只能鼓吹由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这也是罗斯福乐意为日俄战争调停的主要原因。日俄战争期间,在日本取得旅顺战役胜利后,西奥多·罗斯福便对金子坚太郎说:“美国赞同日本获取旅顺以及在韩国有特殊利益、将满洲归还中国,使之在得到列国保障的基础上,成为中立地区。”所谓“中立地区”就是“门户开放地区”。但日本是否如美国所愿?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南满洲铁路的预备协定备忘录》成为“废纸”

在哈里曼认为“大功告成”、罗斯福以为日本兑现了此前“门户开放”的承诺时,没料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使《关于南满洲铁路的预备协定备忘录》成为“废纸”。这个“程咬金”,就是代表日本签署《朴茨茅斯条约》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桂太郎在签署了《关于南满洲铁路的预备协定备忘录》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就签署正式协议征询阁僚意见。众阁僚一片附和,唯独递信大臣大浦兼武唱起了反调。他提出,“如果引入外国资本,可能会留下祸根,应该慎重。至少,应该待日俄媾和全权代表、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回国后,听取一下他的意见再做最后决定。”重大外交决定征询外务大臣意见乃题中应有之义,桂太郎虽然想尽快将事情办成,但对大浦兼武的建议无法拒绝,只能同意。

10月16日,小村寿太郎回到了日本。在听取了外务省干部关于日美拟共同经营南满铁路的汇报后,勃然大怒:“真是帮蠢货!日本人流了那么多血,费了那么多国帑,好不容易获得了满洲这条大动脉,居然要卖给美国?怎么想的?”在向天皇“报到”后,小村寿太郎即刻前往首相官邸见桂太郎,表明自己的明确态度: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显示他颇有法律意识、懂得遵循国际准则:“日美共同经营铁路的备忘录,明显违反了日俄媾和条约第六条。”因为第六条规定:“俄国获中国政府承认,将长春旅顺间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地方附属之一切权力、特权、财产、所经营之一切煤矿,无条件让与日本。”也就是说,俄国的“转让”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中国政府承认”。既然日本政府未同中国政府磋商并获得同意,签署那个备忘录就是“程序不正义”。当然,小村那么说只是托辞,并不真认为“中国政府承认”很重要。小村主要的担忧是,“满铁”的代表权和监督权由日美分享,但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远胜日本,“共同经营”有被美国操控和垄断的风险。事实上,在《朴茨茅斯条约》签署前,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条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颇多,小村何曾征询中国政府意见?

冯玮:日本是如何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的?

小村寿太郎

但是,以“条约”规定为由,反对和美国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这个理由足够充分,桂太郎难以反驳。见桂太郎沉默不语,小村寿太郎继续说道:“南满铁路是日本经营满洲的基石,自我放弃,日本国民将会何等愤怒?!”桂太郎无奈只得同意使预备协议归零。但是,前外务卿、在财政问题上有重要发言权的元老井上馨,依然坚持南满铁路由日美共同经营。他问小村寿太郎:“日本资金匮乏,无法单独经营南满铁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难道不懂?”小村当然懂这个道理。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井上馨,他在美国已经征询过美国五大银行意见,他们均愿意为日本提供低息贷款,条件是机车、车厢、铁轨等必须向美国购买。但是,井上馨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满洲向美国开放,可以抑制俄国的野心。”显然,井上馨所担心的不仅是资金问题,他还担心俄国的复仇。但是,小村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日英同盟足以抗衡俄国的威胁。”最终,井上馨只能同意小村寿太郎的意见。

见主张“日美合作经营”的两个关键人物已被自己说服,小村随即趁热打铁,建议桂太郎尽快召集内阁会议,意欲形成如下阁议:日本单独经营南满铁路,不和哈里曼签署正式协议。这个决议自然是以为如意算盘已经得逞的哈里曼始料未及的。他刚回到旧金山,就收到了日本政府的电报:“日本政府认为,构成1905年10月12日备忘录内容的各项问题,尚有彻底调查研究之必要。因此,在接到关于该事项的详细通知前,该备忘录不发生效力。敬请谅解。”首相代表国家签署的备忘录,居然说反悔就反悔,哈里曼对此非常恼怒,却也无计可施,只得悻悻然说:“10年以后,日本肯定反悔”。但是,日本不仅没有反悔,而且不断突进。至1945年,南满铁道的长度达到了11000多公里,是原先的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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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号”列车

从“铁道守备队”到“关东军”

为了统治“南满”地区,日本政府除了设立国策会社“满铁”,还在铁道沿线驻扎军队。这支军队最初叫“南满铁道守备队”。1906年7月组建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是南满铁道守备队的滥觞。之后,该部队在奉天(沈阳)等主要车站部署了6个大队。由于1899年8月16日俄国将与清政府签约获取的山海关以东3200平方公里“旅大租借地”称为“关东州”,1919年4月,日本颁布《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关东军”,直属天皇。南满铁道守备队原先有14419名士兵,成为关东军后迅速扩大,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日本陆军第一主力。必须强调,铁道守备队也好,关东军也罢,在中国土地上安营扎寨,原本就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违约行为。

何谓“违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在“租借地”辽东半岛留下了1个师团、在东北南部“占领区”留下了2个师团。根据《朴茨茅斯条约》规定,这2个师团须在条约生效后18个月之内全部撤退。撤兵后,为了守护南满铁路,日本可以在沿线配置守备部队,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但是,这纯然是日俄之间的擅自约定,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实际上,根据“中俄密约”规定,保护东清铁路及相关从业人员安全是清政府的责任,由清政府派兵驻守。铁路公司仅有配置警察以维护附属区域秩序的权力。但是之后,俄国在东清铁路沿线和附属区域部署了军队。俄国违约,日本以“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姿态,也要求享有同样权利:俄国可以违约,日本为什么不可以?纯粹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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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茨茅斯条约》

但是,“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小村寿太郎还是想做一下表面文章。1905年11月17日,为了使有关事宜“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小村专程造访北京,同中国政府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直隶总督袁世凯进行谈判。一开始,中国政府代表对日本的做法表示不能接受,指出俄国驻军原本就是违约行为,日本不能以俄国为例,要求日本撤兵,由中国派兵守护南满铁路,这小村当然不会答应。

经过22个回合的艰苦谈判,中方最终只能接受日方要求作出妥协,双方签署了由“正约”和“附约”构成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同意将原先俄国在满洲南部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必须同时撤兵。小村寿太郎所以强烈要求“同时撤兵”,理由是“日本担心同俄国再起战端。如果俄国能够撤走满洲铁路北部的守备部队,日本也将撤兵。”实际上,小村心里非常清楚,俄国不会撤兵。他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只要俄国仍占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不可能从满洲北部撤走铁路守备部队。”对于小村寿太郎的“蛮横霸道”,中国谈判代表一筹莫展。袁世凯叹道:“日本以俄国拿走了两根烟为由,足足拿走了一盒烟。”

独占“南满”留下太平洋战争的伏笔

除了满铁和关东军,日本在辽东半岛租界区,更是采取了使之成为日本实质上的殖民地的管理。

今天的大连市旅顺友谊路59号,是一栋俄式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但它不是“友谊”的象征,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那里最初是一家旅馆,日俄战争中成为沙俄的兵营,日俄战争结束一年后,即1906年9月,日本将1905年5月设立在辽阳、后迁往旅顺的军事管理机构关东总督府迁到这里,并仿照治理台湾的模式,改为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部和民政部。陆军部统率日本派驻当地的所有军队,民政部下设大连、金州、旅顺3个民政署,掌管辖区内一切行政事务。根据日本颁布的《关东都督府法》建立的关东州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也隶属关东都督府。原总督大岛义昌任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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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股券

日本想“独占”“南满”甚至使之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的行径,引起了其同盟国英国和获得“门户开放”承诺的美国的强烈不满。英国商人希望在当地进行蚕丝贸易,被日本军队禁止。英美做烟草生意和砂糖生意的商人想进入奉天开展业务,也遭重重阻拦。英美商人不断的“抱怨”,促使英美政府向日本提出交涉。美国国务卿依莱休·鲁特对继桂太郎出任首相的西园寺公望及元老伊藤博文表示,“日本不撤兵,列国几乎没有通商的空间。合众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英国驻日大使麦克唐纳则表示:“英美贸易公司认为,日本军队和宪兵在满洲实行的封闭、排他的做法,更甚于俄国。日俄战争期间,各国同情日本,为日本提供军费,是因为日本主张门户开放,并为实现门户开放而进行了战争。如今我们不得不认为,长此以往,日本将失去友好国家的同情。因为,日本现在采取的是自杀性的政策。”但对此类“抱怨”和“忠告”,日本置若罔闻。这种与英美对立的路线,播下了仇恨的火种,给太平洋战争留下伏笔。

如前所述,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并不断扩张的权益是有期限的。因此,日本最初试图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租借和使用期限,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均延长为99年。但是,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要求日本协助攻击当时占有中国山东的德军。获此被井上馨称为“天佑”的机会后,日本迅疾以尽“日英同盟”义务为由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原先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并“得陇望蜀”,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意欲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21条”,因此不仅激起中国的反日浪潮,而且引发和西方列强的矛盾,最终落得“贪心不足蛇吞象”的下场。

有些日本学者在“反思”历史时指出,如果当年日本能兑现“承诺”,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和美国共同经营“南满”,加强日美关系,日本的“国运”或会改变,甚至太平洋战争也可能不会爆发。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


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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