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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蒋介石的“三下三上”

已有 205 次阅读1-2-2018 08:50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1931年12月15日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

1931年12月15日,冬日料峭,寒风凌冽。

但蒋介石的心,比天气还要冰冷。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同时辞去三个职务: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司令,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这三个职位,都是蒋介石处心积虑,好不容易才谋求到的。

在宣布下野一周后,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搭乘飞机离开了南京。飞机降落在了浙江的奉化,随后他们换汽车,回到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

这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回溪口了,因为这并不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了。

在蒋介石的个人职业生涯中,一共经历过三次下野。

所谓“三下三上”,但每一次,都意味不同。

2

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是在1927年的8月。

那一年,蒋介石40岁,年富力强。

那一次的下野,是在蒋介石所谓“继承孙中山遗志”,实行“军政”的时期。所谓“军政”,即在此期间内用军法施行军事统治——既用武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

作为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路挥师北伐,声望大增,但这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大坑——军人蒋介石的仕途顺利与否,与战事的成败完全捆绑在一起。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有“总司令”之头衔,但毕竟根基还浅,且强敌环伺。

头号对手,自然是汪精卫。

孙中山去世后,论接班人,要争也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争,本来怎么轮,也是轮不到蒋介石的。

因为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南京,各自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看似势不两立,但内核其实还是相通的:都想获得这个国家的领导权。

所以,在虚情假意了一段时间后,汪精卫很快也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同样开始“清共”。“宁汉分裂”没有意外地变成了“宁汉合流”,但一个核心问题依旧没解决:到底谁来当老大?

汪精卫在政治上咄咄逼人,而在军事上,蒋介石还要面对一大票棘手的人物: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拥有几十万大军,但和自己貌合神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一直不听话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

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蒋介石在军事上掉了链子。

1927年的8月,蒋介石命令北伐军兵分三路,准备一举吃掉大军阀孙传芳,结果却中了孙传芳的埋伏,全线溃败,蒋介石亲自前往督阵依旧毫无作用,还丢了重镇徐州。

尽管找了个替罪羊——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先拘捕,后秘密杀害),但蒋介石的个人声望已跌到冰点——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失败,那还有什么筹码可以上谈判桌?

8月9日,唐生智率先发难,发表通电,称蒋介石 “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自立政府,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

而武汉国民政府也立刻表明了态度:“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

汪精卫

桂系、晋系、西北军各路军阀,也看准时机,趁机对蒋介石发难。最让蒋介石伤心的,是当时他的心腹何应钦。和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就开始共事的何应钦,在关键时刻也站到了反对他的阵营,对蒋介石提出辞职一言不发。蒋介石事后曾感慨地回忆:“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四面楚歌之下,蒋介石只能在1927年8月13日,通电下野。

蒋介石在自己下野通电的最后一句话是:

“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

3

虽然遭遇人生第一次下野,但蒋介石其实还是很风光的。

在溪口,蒋介石在200名贴身警卫的保护下,住进了当地的名刹雪窦寺。在寺里,蒋介石每天早上5点起床,身穿灰色长袍,读书,静思。

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蒋介石表示,他打算在未来五年出访各国,寻求让中国强盛的方法。

蒋介石真的看破红尘了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在利用第一次下野的机会,积蓄自己的力量。

首先,在下野没多久之后,蒋介石就和自己的亲信张群一起去了一次日本。曾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拜访了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并在后者的穿针引线下,拜会了很多日本政界的名流。

蒋介石和头山满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记载,蒋介石当时还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密会,达成了一系列秘密约定:蒋介石承认日本满洲利益并承诺反共,换取日本对蒋介石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当然,根据李宗仁的说法,携巨资回国后的蒋介石后来“赖账了”。

其次,蒋介石去日本还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某种意义上比他获得日本的帮助更重要,那就是“提亲”。

说到这个故事,就允许我偷个懒,因为我之前已详细写过,参看【9.28】蒋介石求婚记 。总而言之,经过了日本之行后,蒋介石如愿娶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夫人——宋美龄。

顺带,还拉拢了一个原来看不惯他的大舅子:宋子文。

别小看宋子文。宋子文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家一直和江浙财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得到宋家——也等于得到了孔祥熙家——的支持,蒋介石等于收进了一只巨大的“皮夹子”,让他在“军权”之外又掌握了“财权”,对抗汪精卫的底气更足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轰动一时

明明是下野后去日本“散心”,但呆了40多天后,蒋介石脱胎换骨一般回到了国内,实力不降反增。

1928年2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果然,没有蒋介石主政的国民党内部斗成一片,汪精卫夫妇去法国考察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去英国和德国考察了。

没办法,只能恭请蒋介石还朝。

在那一届会议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原来的“蒋校长”和“蒋司令”,从此成了“蒋主席”。

当然,“蒋主席”的第二次下野,也没离得太远。

4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1931年12月15日。

那一年,蒋介石44岁。

比起第一次下野,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根基其实已经牢固很多了。而且,因为1928年国民政府已经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所以蒋介石已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理念,由“军政”转入“训政”时期——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

不仅如此,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力挫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三个一直要“搞事情”的大军阀,还收服了当时中国最有实力和最有钱的一个“小弟”——张学良。

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第二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这本杂志堪称蒋介石的霉星,每次上完封面,随后就是下野。

自觉威望空前的蒋介石,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还会有第二次下野。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蒋介石确实自我感觉太好了一点,他没有意识到,有一点他和4年前的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最有把握掌控的,还只是军权而已。

而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在“军权”之外,其实还有“党权”和“政权”不掌控在蒋介石手里——在很多国民党元老眼里,蒋介石就是个军人而已,不懂政治和治理国家。

当时手握“党权”的,是立法院长胡汉民。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其实是要高过蒋介石的。最关键的是,胡汉民的能力确实出色,当蒋介石在前方带兵作战的时候,后方尤其是南京的党内大小事务,都是胡汉民来统筹的。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

当时手握“政权”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做到过清朝的两广总督,谭自己也做过湖南都督,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后让给蒋介石)。谭延闿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善于调解。当时胡汉民和蒋介石两人其实是互相看不惯的,谭延闿在当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谭延闿

但问题首先出在:谭延闿死了。

1930年9月,谭延闿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年仅50岁。他留下的行政院长的位置,随后被蒋介石兼任。

看似蒋介石又离“集权”近了一步,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未必是一件好事。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写道:

“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果然,觉得自己已经“一统中原”的蒋介石,早已不甘心卧榻之侧还睡了一个胡汉民了。更何况,蒋介石此时已希望借民意登上“总统”宝座,力压五院一头,尤其不再受胡汉民的掣肘。

于是,1930年11月,蒋介石谋划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削弱胡汉民的“党权”,促成自己成为总统,实现真正的权力统一。

这一举动如人所料触动了胡汉民最敏感的神经,再加上之前蒋介石种种自说自话的行动已经让胡汉民非常不爽,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对立。

这时候,自我感觉太好的蒋介石做了一件大蠢事:在南京的汤山,他软禁了胡汉民。

胡汉民,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一直反对蒋介石。1936年在下围棋时脑溢血逝世,时年57岁。

这个举动无疑捅了一个大马蜂窝——原本大家就觉得蒋介石不过是一介武夫,然后他以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跳起来的当然是汪精卫,他立即发表了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为“强盗之径”。在广州,孙科等人通电蒋介石“六大罪状”;在广东,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随即响应;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第一时间附和。此外,当时汪精卫的亲信张发奎,曾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等人也纷纷“揭竿而起”,一起逼宫蒋介石。

那些所有曾反对蒋介石的各路派别,相聚广州,成立了一个“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建立了“反蒋同盟”。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直接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后发现,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突袭东三省。“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撤退,举国哗然。

全国人民声讨张学良,但大家也知道,张学良的背后,是他“拜把子”的大哥蒋介石。所以,舆论很快转向为“逼蒋抗日”——既然要逼,说明蒋介石原本是不肯抗日的了。

1931年的10月,蒋介石下令释放胡汉民,但局势已经不可挽回。

无奈之下,12月15日,蒋介石只能宣布下野。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第二次下野,与前一次相比,觉得已经大权在握的他,可谓是没有一丝丝防备。

5

但是,第二次下野的蒋介石,实力已在,不需要去日本跑关系或提亲了。

首先,蒋介石已经牢牢掌握了军权。

作为当年的校长,又经过那么多年的刻意培养,蒋介石下野后,所有由黄埔系军官率领的中央军,只认蒋介石,不认其他人——汪精卫和孙科根本就指挥不动。

当时的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在东北锦州一带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张学良根本就是爱搭不理,而受命增援东北的中央军更是消极怠工,结果锦州很快沦陷,东北军全线退入关内。

张学良和蒋介石当时是拜把子的兄弟

其次,蒋介石还掌握了财权。

蒋介石下野的第二天就电告宋子文,赶紧支付蒋介石控制的中央军的军费。宋子文以闪电般的速度签发了约2000万元的经费,随后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新任行政院长孙科接受宋子文的辞呈,希望孔祥熙出任新的财长——作为宋家的女婿,孔祥熙表示拒绝。

可怜的孙科接手行政院,发现国库已几乎空无一文,军饷发不出,财政经费拨不出,政府几乎陷入瘫痪。

第三,蒋介石在下野前,早就做好了各方面准备。

他不仅在南京成立了中央临时委员会,在各要害部门安插了亲信,还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政府。此外,他还建立了“蓝衣社”、“复兴社”等特务组织为自己源源不断提供各路情报。

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

指挥不动枪,筹集不到钱,任用不到人,汪精卫和孙科只能再次乖乖地请蒋介石还朝。

1932年3月1日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权力舞台的中央,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但是,还有第三次下野在等待着我们的“蒋委员长”。

6

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是在1949年。

那一年,蒋介石62岁了。

按照孙中山先生划定的时间阶段,经历了“军政”和“训政”之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处于“宪政”时期——唉,宪什么政,政权都要没了。

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的“币值改革”宣告彻底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大崩盘;在军事上,经历了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为豪的400万国民党大军精锐主力已被悉数歼灭。

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隔着长江扣而不发,虎视眈眈。在凛凛寒风中,国民党内的高层人士都已经认识到,只有一个选择摆在他们的面前了:求和。

而已被共产党列为头号战犯的蒋介石,是和谈的最大障碍。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蒋介石三次下野,其中两次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神情漠然地宣读了《新年文告》(《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先是强调“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然后暗示如果共产党答应这些条件,“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暗示自己将下野。

对此,毛泽东发表的的新年文告《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对此进行了直接回应: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第三次下野。

7

这一次的下野,蒋介石还是希望如以往一样“以退为进”。

首先,蒋介石这次放下了其他头衔,但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所以李宗仁上台只是叫“代总统”,党权依旧握在蒋介石受里。

其次,在下野之前,蒋介石按照老规矩,已将“身后事”安排得妥妥当当:

在战略要地上,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苏浙皖三省和赣南的军事大权先要抓牢;

在战略腹地上,派朱绍良去福州,派张群驻重庆,派余汉谋掌广州;

在最后退路上,让陈诚去为台湾省当主席,先行安排起来。

1949年的农历春节,南京国民政府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但从大年初一开始,奉化溪口却热闹非凡,国民党的各个要员如黄少谷、林蔚文、李弥、阎锡山、张治中、汤恩伯、陈诚等,摩肩接踵地出现在了溪口,说是给蒋介石拜年,实则还是要聆听总裁的教诲。

蒋介石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

你们不是嫌我和谈碍事吗?好,那么我下野,你们去谈。你们以为你们谈得成?你们以为共产党肯“划江而治”?

李宗仁

不出蒋介石所料,国共两党的和谈最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顷刻之间攻破长江防线,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此划上句号。

1950年3月,已经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再一次成功“复出”,重新担任“总统”之位。

只是这一次的复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江山改。

【馒头说】

说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蒋介石不可或缺。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陆评价蒋介石,是为政治服务的,他的形象片面而单一。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开始变得慢慢立体起来,对他在北伐尤其是抗日中所起的作用,评价的角度也开始多元,丰富,乃至客观。

不过近几年,网上又开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被称为“果粉”。他们言蒋介石必称“蒋公”,仿佛蒋介石如天神下凡一般,永远正确,连丢掉大陆,也是“一时疏忽”而已。连带产生了很多类似“在南京为宋美龄种满梧桐树”、“雨花台蒋委员长卫队”等贻笑大方的段子。

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蒋介石是一个历史人物,但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人,就是多面的。尤其是蒋介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他在主政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有功也有过,都无需回避。

写蒋介石,一篇文章肯定不够,一本书都不够。这篇只是透过他三次下野的一些小侧面,反映出蒋介石这个人的一些优缺点,从中也能看出在“三下三上”的过程中,蒋介石在当时中国政坛所处的地位。

虽然蒋介石三次下野基本上都可以归为“以退为进”,但无疑,第三次的“上位”,应该是最凄凉的。

为什么呢?

就借用昨天逝世的那位作家的那首著名的诗的最后几句,作为解释和结尾吧:

“……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路过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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