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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植物学家钟扬留给未来的四千万颗种子

已有 472 次阅读9-27-2017 04:05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钟扬总感慨,“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这包括两件事:收集种子,为藏区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曾在西藏行路超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网络图片



9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终年53岁。

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他计划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讲座,之后回上海、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

16年来,这位植物学家不断进入藏区,收集植物种子。雪山脚下,荆棘丛中,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西藏行路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微电影《播种未来》里的植物学家钟扬。

这些种子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水果、花卉、粮食作物,在医药研究方面也有重大作用。钟扬常说,“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他也提到过,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自己毫不畏惧。因为学生会继续科学探索之路,而采集的这些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胖胖”

钟扬常年带着一个超级重的双肩包。“要两个人才能比较轻松地拎起,而他一背上就去了野外。”学生赵佳媛说,包里有笔记本电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是学生的论文,有时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时衣袋里还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条条待办事项,每做掉一项就划掉。即便如此,找他开会和讨论学术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也耐心地一一处理好。

每次出差回来,召集学生开会或制作标本,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因身材较胖,性格和蔼可亲,亦师亦友,大家在背后称其为“钟胖胖”。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网络图片

他常在饭桌上谈自己的故事,用十分风趣的口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复旦大学教授丁滪都记得,每次吃饭,都会变成钟扬的单口相声,“他有太多故事了,让吃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朱彬称,老师博学且幽默,学术报告中枯燥的东西,经他一说,很容易就能接受。

听过钟扬讲座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小徐也表示,老师善于讲课,“讲两个多小时,到结束时,你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就连考试也很“新奇”。赵佳媛回忆,钟老师为大三学生开设《生物信息学》课,期末考试内容之一就是,为用来做教材的《简明生物信息学》挑刺——这本书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学生介绍,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掉队”,会根据学生特点“定制”专属的成长计划。

有位学生对科研工作并不十分热爱,但对国际事务与接待工作特别上心,钟扬看在眼里,每次遇有相关事务都交给他去做,经过几年培养,该生博士毕业后到了丹麦领馆工作。

有位学生热爱课堂教育,钟扬便把国际学生课程的教授交给她负责,经过几年积淀,她成了钟扬国际教学的左膀右臂,毕业后如愿到复旦附中国际部任职。

红树林与博士生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着一片树苗。这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早一批是9年前种下的。

当时,中国自然分布的红树林所能达到的最高维度,在福建;人工栽种的红树林,纬度最高的在温州。在北纬30°40′-31°53′的上海栽种,着实是个难题。

“既然没人尝试种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钟扬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这一课题。

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同事们也劝他放弃:“不能瞎搞,这个搞不活的。”

钟扬承认项目难度很大,但仍坚持一试。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上海历史上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他也坚信植物自身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比如,小麦最早起源于中东,但已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凤眼莲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上世纪引种到中国后很快广泛传播。

最终,课题组经多次研究、实验,克服上海温度、盐度方面的限制,红树林不断适应周围环境,开始生长。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网络图片

“钟扬一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西藏大学教授拉琼评价。

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他又申请继续留任,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拉琼回忆,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时,钟扬曾说,西藏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自己就不离开。“我以为这是大话,因为那时,学校理科硕士点一个都没有,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也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

但在钟扬及学校师生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在钟扬带领下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

著名植物学家钟扬(左)在实验室。视频截图

“种子猎人”

钟扬几乎一辈子都在收集种子,常年在海拔几千米的山间奔波。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记得,钟扬对收集种子这事总轻描淡写:“我只是想摸清我们的家底,总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种子,它们在哪里。”他觉得,几百年后,这些种子会给无数人带来希望。

16年前,钟扬在工作中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约50%的相关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却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2001年,复旦大学承担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钟扬立刻报了名,踏上青藏高原。

这片高原上,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数量大,质量也非常好。“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前,很多种子就已经没有了。”钟扬曾提到。

来到这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种子。

微电影《播种未来》。视频截图

有次,钟扬发现一种桃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釆摘了8000颗。为了不损坏种子的完好度,他发动全课题组老师、学生啃毛桃,刷干净、擦干、晾干(不能暴晒,否则质量毁坏)后,再送入种子库,筛选出5000个封到瓶子里,“有可能放80年到120年,这就算一个样本。”

那年夏天,他做了500个样本。

为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研究生一起,花3年时间,给每棵巨柏树进行登记。

不少巨柏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或悬崖上,他们苦苦寻觅后,对不同的野生种群一一标记分析,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种子存储库。视频截图

“钟大胆”

在青藏高原上采集样本,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援藏干部、如今为西藏大学副校长的杨丹记得,去年7月,钟扬以老队员身份在欢迎座谈会上讲话,“第一句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能感冒进藏,还说了很多健康类的注意事项。”

当时,钟扬已多次受高原病折磨,他的脸浮肿,有着高原人特有的黑红色。

在这里,做一件事要比平时难得多。杨丹说,高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不能多动,甚至走几步都会喘不上气来。他的心跳每分钟多了20多下,同批队员中,有人已憋得“心脏肥大”。

西藏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们不仅可做药物,分布规律还体现植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

“为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种子,老师常出没无人区,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采样”。钟扬的学生朱彬说,高原反应令老师血压高,头疼欲裂,身体绵软,但他依然勤勤恳恳,坚持早出晚归,从不懈怠。

钟扬和学生们在采样的路上。视频截图

16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有钟扬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或艰苦,只要能对研究有益,他都要去。

在艰险的盘山路上,过往车辆多次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时,他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降下,就躲在山窝子里。因此,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特别名字:钟大胆。

朱彬称,2015年,在上海过生日时,老师突发脑中风,经紧急抢救才无大碍。医生提醒他,以后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饮酒,二是1年内不能再去西藏。

钟扬喜欢美酒,一次能喝一斤,但从那以后,他就滴酒不沾了。但对于西藏,他却“戒”不了,“医生说完不到3个月,他就一直说想去西藏,9个月时,没忍住直接去了。”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记得,去年,钟扬回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说,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他很快就回西藏了,“每次‘上来’,都要不停地吃药”。

钟扬总感慨,“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这包括两件事:收集种子,为藏区培养人才。

不久前,西藏大学生态学入围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钟扬一手扶持的西藏大学博士点也迎来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他很高兴,出事两天前,还跟同事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学科计划。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钟扬28日就到西藏继续“播种”了。刘星说,钟扬有对上高中的双胞胎儿子,一个读汉语班,一个读藏语班。“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西藏。”


文|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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