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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是怎么编出来的

已有 25 次阅读8-13-2017 08:31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写不好白话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人,是没有资格说的。因为文言与白话的教学与使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

中国有规模成套的教科书,始自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持,1904年开始出版的《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对此,编者之一蒋维乔很自得地表示:“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不过这套教科书很难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即指出,这套书是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教科书为蓝本编纂而成。是故该套教科书每一本的扉页,除了标明编纂者外,都会附署以四名校订者:

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 小谷重

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长尾槙太郎

福建长乐 高凤谦

浙江海盐 张元济

在1904年,有两位日本资深校订者,还是一种权威性的保障。到了民国元年,民族意识勃发,商务印书馆因为有日资参股备受对手指责,这种名目就不便打出来了。

各门教科书中,最难编的是《国文教科书》,因其没有办法模仿欧美与日本的教科书,“无成法可依附也”。而社会上又特别重视《国文》这一门课。正因为这样,各书局编纂教科书,都把《国文教科书》拿来做门面。

社会上为什么特别重视国文课?因为国文课承载的,并不单单是语言文字的教学,而是一门综合教材。来看看《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缘起》是怎么说的:

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帐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进步之进步改良。

《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内容涉及了国文、历史、修身、自然、地理、政治等科目。这一点,从书里很多课文,在日后的课本里,都能无缝转移到《历史》《修身》《自然》《地理》等教材中,可以明见。

陆费逵批评这套《最新教科书》有三大毛病:一,程度太深。二,分量太多。三,各科欠联络,前后欠衔接。然而他创办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的《中华国文教科书》,采用的却是单纯的“范文汇编”,既无注疏评点,也无习题设计。所以虽然大打民国牌,抢了市场先机,风行一时,但据说“不旋踵而就自然消灭”,并没有太长的生命力。

倒是商务印书馆,虽然失了先手,但赶上了另一个契机:南京政府教育部改革学制,将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四年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三年。因此商务印书馆的确可以乘机适应新学制,将《最新教科书》的程度调低,分量减少。

比如《最新国文教科书》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有八个单纯的汉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第二课才出现家庭图景,要学的是四个字“父,母,子,女”。

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则是一幅“三代同堂图”,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刚上小学的哥哥,小一两岁的妹妹,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这一张当时中国的典型家庭结构画像,要讲的只有一个字“人”。这在当时,被称为“从天到人”的转变。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新制单级国文教科书》,初小第一课也是《人》。

到了1917年《商务国语教科书》出版,第一课变成了配图的“入学”,第二、三课则要学的是“敬师”与“爱同学”。语文课本一开始讲述学校情况与道德法则,似乎成了新的惯例。

1920年1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纪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即白话文。教科书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前四册都是白话文,从第五册开始出现文言文。当时比较有创意的做法,是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并置,如第六册第23课、第24课是同一个故事:

人有用一杯酒送给门客的,许多门客见了,大家都说道,仅仅一杯酒,我们如何能全喝得着呢,不如大家都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就给谁喝。

于是各人就画起来,不多时,一个人说道:“我的蛇画成了。”举起酒来要喝,忽又想道:“我还能给蛇添上脚。”等到画上脚,别人的蛇却已画成了。

于是第二画成的人,就将酒夺着喝尽,说道:“蛇本没有脚。现在你给他添上脚,这不是蛇了。”

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徧,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

一人曰:“吾蛇先成。”奉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

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

这种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文教科书的标配。1923年商务版《新法国语文教科书》,除了老编者庄俞等,还加入顾颉刚等新派学者,《编辑大要》中指出:“本书加入文言文,为的是:学生方面,稍微懂得文言文组织的方法,将来升入中学,学习文言文,可以不感困难,就是读文言文的报纸,也便利了。学校方面,有许多不能改用语体文教授的,固然可以把这书作一个绝好的过渡方法,就是改用了语体文,这书也很合用。”

有意思的是,与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文言文课文后附“白话译文”不同,当时教材的编排,总是语体文在前,文言文在后,编者的意思,语体文是日常使用的语言,文言文则是需要学习的书面语言,按照“从旧入新”“从具体入抽象”的原则,何者为先,不言而喻。

说到文言白话,多说两句。“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写不好白话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的人,是没有资格说的。因为文言与白话的教学与使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1999年王朔批评金庸,顺带地图炮捎上南方作家,说他们用的都是死语言。从某个角度看,他说的也没有错。鲁迅说甲学了文言文来做文言文,乙又学了文言文来读甲做的文言文,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非北方方言区的人,学白话(普通话)又何尝不会经历类似的过程?1905年,已经在北京住了三代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仍然在惭愧自己的白话不干净:

受文话的毒深了,一时很不容易改……我中国的言语不同,是第一件不好的事,不是替字母义塾吹嘴,要叫言语相同,非通行了新字母不成……唯独像我这类诗文入手的,仿佛染黑了的布一样,无论怎么洗,万万的是不能干净了,躲避了之乎者也,又遇见况且虽然,还要时常的露马脚,用点子陈谷子烂芝麻的成语……唯有《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和我们那位啙窳先生,瓜尔佳先生,演说的白话,是很干干净净的。

他后面提到的几位,都是旗人。有文化的旗人,同样是“诗文入手”,为什么他们演说白话,可以“干干净净”呐?因为他们从小说“京话”,很容易“我手写我口”,而对于非语言中心区的写作者,文言也好,白话也罢,都是通过教育习得,两种文体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通约性。文言好,白话也可能烂,像章太炎、严复这样的大师,也很难说他们能写出漂亮的白话文。

近世文言废而白话兴,以我之浅见,去除那些横加于其上的家国情怀,最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过于套路化,说理言情,基本上都在典故里打转,难于再出新意。而面对西方的舶来学问,又难于精密地迻译。蔡元培从启蒙角度出发,称应当“应用文用白话,美文用文言”,后来的历史发展却恰恰相反,公文那一套“等因”“奉此”,用文言表达无碍,倒还显得堂皇;现代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繁复曲折,用文言哪里够?等到更激进的政府,将公文也改用白话,不也迅速地形成了一套公文腔?用不用文言,倒还在其次。

都说网络语言活泼,我倒觉得它已经在迅速地套路化,虽说新词层出不穷,表情包也花样翻新,但实质都是以多种套路,来代言复杂的事实与情绪,表郁闷但称“心塞”。抓狂必曰“挠墙”,社交媒体上的交流表达,正在千人一面化。类似的弊病,可以通过增加文言文教学改良否?我不太乐观。

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法,我还是服膺叶圣陶、丰子恺诸先生在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辑要旨”里所说:

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大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是文学的……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词、句,语调力求与儿童切近,同时又和标准语吻合,适于儿童诵读与吟咏……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单是文学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


作者:杨早,知名文史学者,作品有《野史记》《说史记》《民国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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