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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林超然:《孔乙己》的隐喻空间

已有 98 次阅读8-9-2017 09:42 A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孔乙己》是落魄的旧知识分子孔乙己的人生评传,是“小伙计”畸形的成长史,是孔乙己被无情消费的文本举证,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特殊投影,是智力文化被经济文化冲撞后落败的一幕残局,是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时代变迁面前的不适与凋零,是鲁迅有了宏阔西方文明视野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社会实况的清醒与焦虑,是中国在被迫走入现代性的前夜所留下的匆促与慌张。 

   
   一 
   
  《孔乙己》是鲁迅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也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篇小说,完成于《狂人日记》写作的半年之后,文法上却可见诸多的克服。作品不再是简单的剑拔弩张的愤怒口诛,也绕开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心绪,这种平静反倒使小说更具振聋发聩的力量,它的内涵也比首篇丰厚了许多。“在《呐喊》集中,这可说是呐喊的火气最弱,作者的内心隐痛却表现得最饱满的一篇,鲁迅如此偏爱它,正显出了他创作的真正的兴趣所在。”① 


  加上之后的《药》,鲁迅最初的三篇小说正好让我们看清了作家思想的变化脉络。《狂人日记》情绪张扬,对封建文化的态度是“除之而后快”;《孔乙己》文字内敛,心思低回,“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②,这篇小说里可见些微大杀大砍前的犹豫,甚至还有作家面对传统文化时心绪复杂的抚摸;到了《药》中,鲁迅抬起了此前一直低垂的头,在夏瑜的坟上添一个花环,这是他对一抹曙色的期待。 

  《孔乙己》是一篇写实性很强的小说,具有让人惊骇的人性和美学的主题深度。今天我们已不能把这篇小说简单地归结为科举害人了,尽管作品中的确呈示了科举的诸多罪恶,比如是它使考场失意的孔乙己走投无路,还是它使考场得意的丁举人沦为精神意义上的死亡者——他成了残酷迫害孔乙己的灭绝人性的暴徒,是人类文明层面的行尸走肉。其实科举制度不过是前台的景致,状写旧文化的衰微、没落、无力以及作家面对它时的诸多踌躇才是真正的用意。鲁迅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逼迫下的整体命运走向,一方面他意识到了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西方文化裹挟着重重的经济气味,特别是在经济原始积累时期还带有令人窒息的血腥气味。正是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使鲁迅由振臂呐喊,转入一时的沉默。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的江浙,早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漫渗,特别是“五四”前后,西方的经济入侵越发潮涌而来。小说时间背景虽标示的是“二十多年前”,但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他的眼前之景,没有谁的回忆会是纯粹的、不着当前颜色的。在“义”和“利”、智力文化与商业取向的角斗中,作品里的小市民们很快就有了抉择,传统道德因之轰然崩塌。孔乙己之所以丧失了文化地位、社会地位,主要是因为他首先丧失了经济地位。如果有了钱,孔乙己是否“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就不再成为问题。 

  有了这样的商业氛围,孔乙己才会用“君子固穷”为自己辩护,但“耻于言利”的优雅姿态实在帮不上他。“排出九文大钱”能给他带来短暂的神气;“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会为他赢得“品行好”的评价。孔乙己若不守信用,掌柜就断然不会同意他的赊欠,掌柜对他有比对别人多得多的警惕。这是孔乙己也极为明了的商业规则,所以他于此格外谨慎。 

  小说写满了传统知识阶层在特定语境里身份的尴尬,到处都能看到其被攒击的情景。孔乙己脸上不断地添上新伤疤,就是知识阶层的心灵不断地添上新伤疤。“君子固穷”“之乎者也”之类的语言方式在读书人中间完全不会构成任何交流障碍,或者说这就应该是他们的交际现实。“半懂不懂”更多的时候都是小伙计、“短衣帮”等时人心理上的隔膜,而不是现实的反应,其中隐藏的是众人的轻蔑与拒绝,是他们对社会角色已然边缘化的读书人在精神上的快意复仇。何家和丁举人家都是飘一点儿书香的,可他们心狠手辣沦为文化流氓,走上了背叛斯文之路。孔乙己的偷书很像一种恋物癖,他特别想在封建文化尾音已出现的最后一刻拼命抓住点儿什么,病态的方式带给他的是枉然和绝望。这种或许不可敬但至少可怜的举动,最终招来了他们“吊打”、“打折了腿”直至在客观上夺其性命的暴行。同样是读书人,读的也是“圣贤”之书的他们,却成为新兴的权势阶层,文化道德在他们这里已彻底失范。 

  孔乙己的长衫不啻一种文化隐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这说的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面前显出了先天的不足,它更新缓慢,难以与时俱进,“又脏又破”指涉的是这种文化已然掉队。但小说给我们传达的不是一个抨击、否定传统文化的单音,它愤慨、痛惜、低沉、徘徊……作家欲说还休,欲行还迟,一时难做决断。正是如此多元的思想情感指向,才终于铸就了这篇让人百读不厌的短章经典。
 
  孔乙己强调“回”字的四种写法,不但为小说中人物哄笑,也为小说之外的读者、评论家哄笑。不可否认的是,“回”字的四种写法的确是一种学问,是一种知识,常常也是一种很有崇高感的学术追究的目的,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文探讨,都是广义的追问“回”字有几种写法。知道并且说出“回”字有四种写法不但决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且还是文化人的重要使命。我们不要忘记:是鲁迅先于孔乙己知道的“回”字有四种写法。 

   
  二 
   
  T•赫斯特曾说:“《孔乙己》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叙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参加了对孔乙己的折磨。”③ 这种结论与我们惯见的关于这篇小说的指认,诸如“临摹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戕害,控诉科举制度的血腥本质”“表现孔乙己思想的保守僵化,同时批判冷漠麻木的国民性”“揭示小人物的无奈,状写他们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能走向毁灭”之类并不一致却发人深省。如果我们把小说不仅当作成人文学,还把它视为儿童读本,那么就会看出一个更丰厚、更深邃的主旨。 

  《孔乙己》里有一个显在的教育主题。我们先前只看到了在旧科举中败下阵来的孔乙己,没有人注意到还有一个泛教育的失败典型——小伙计。其实孔乙己的命运并不是所有考科举的人的命运,也不是所有考科举失败的人的命运,纵使能寻到许多孔乙己,他们也只代表人群里的少数,也只能掀起当时社会的一角。小伙计才是最深层次的受伤者,他带给人的悲怆要远远大过孔乙己。小说中没有谁在意这个悄然加入的孩子,也几乎没有谁在意自己的言行会怎样深刻地雕镂他的心灵,他得到的全部社会教育都是冷酷的推搡。 

  “样子太傻”这样的判词显然不是小伙计的自言自语,而是对掌柜或是他人的口无遮拦的“直接引语”,总之是来自成人世界的评价,这无疑是一种直指孩子心灵的伤害。先是“样子太傻”把小伙计从侍候长衫主顾的差使旁边赶开;接下来是因做不到伺机往酒里羼水,诚实又让他由在外面招呼客人改作更为无聊的温酒,这些都是对他淳朴天性的惩罚。“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他还能够勉强留在店里做事——这又教之以 “熟人政治”“成人规则”等负面的社会经验。 

  《孔乙己》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一个孩子对世界的打量。这个来自下层社会、在酒店中地位最低的小伙计,却附和着酒店掌柜和酒客们嘲笑孔乙己,在精神和人格上肆意践踏孔乙己。他的性格变得畸形、病态,更近于残忍。他的那些冰冷的笑,是超越年龄的,小说字里行间总少不下他那副冷漠的眼神。他对孔乙己毫无热情,毫无同情,甚至只有在与孔乙己偷偷比较时心理上才有压倒的优势。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正是小伙计带给孔乙己最多的心灵重创,毕竟他是儿童,又读过一点书,应该离天性和文明更近一点,但是对孔乙己的善良、爱心乃至他珍贵的文化传播行为,这个孩子都毫无回应。 


作品不但延续了作家对国民性的思考,延续了作家“救救孩子”的呼号,而且有了更深层次的担心。对于小伙计而言,成人世界给予他的仅有的一点温情竟是来自孔乙己,可怜的一点点诚实守信的教育也是来自孔乙己,这实在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一片灰烬上偶见一点一闪而逝的光亮常常让人坠入更大的悲怆。孔乙己传授知识的行为,可能出自惯性,可能出自一点卖弄、虚荣的心理,但毕竟其中的主动性,其中的文化人的良知和传播文化的特殊使命感,在他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平里也并未更改,它显得可贵,也显得悲壮,我们理应向他献上一份敬意。 

  在作品里鲁迅苦心经营了一个“我”,让童年的“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而让成年的“我”作为陈述人、评断者,两者是人物和叙述者的关系。一个是二十年前在咸亨酒店进进出出的小伙计,一个是二十年后在小说《孔乙己》中进进出出的“我”。亲历者和叙述者、评断者合而为“我”,共同担负起叙事的责任。小伙计不是一个穿台而过、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而是带着自己戏份的重要角色,甚至由他牵连出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鲁迅觉得从现在“十来岁的孩子,便可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④。作为小说叙述者的“我”,显然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是站在成年人的立场说话,我们能从他冰冷的回忆里清楚地认出:事隔多年之后,他对自己当年的无情并无反省,童年经验最终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非人”,这是一个我们最怕看到的结局。小说讲的肯定不是小伙计自己的成长,而是一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的成长就肯定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了。 

  鲁迅曾在他的大批作品中,生动塑造了众多的孩子形象。《故乡》里的少年闰土、水生、宏儿,《社戏》里的双喜、阿发,《风波》里的六斤……虽然他们的身世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故事不同,所引发主题也不同,但这些作品里的相关内容大都采用抒情笔调,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是成人文学也是儿童文学,好多作品令小读者爱不释手。但《孔乙己》中没有诗意,它是反诗意的,小伙计没有天真、纯洁的童年,世界早早地让他冷下了心肠。 

  鲁迅当年曾激烈反对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进课堂成为孩子们的读物,他是不想让他们看见太多的旧时代的血腥、丑恶、残酷和绝望。这是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可贵提醒,是一个文化使者的人文关怀,是一个主动担任孩子“灵魂工程师”的成年人的精神大境。 

   
  三 

   
  孔乙己是他人的玩偶,符号化的他始终处于被观赏的地位,摆脱不掉被消费的命运,讪笑和消费孔乙己被时风默认为合法。掌柜、酒客还有小伙计都借助从孔乙己的痛苦中获得的某种满足感,来实现心理的平复和补偿。孔乙己的“可笑”是被指定的,他的这种玩偶身份也是被指定的,在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中输得分文不剩的他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之任之。人们把孔乙己等同为一个犯罪者,这样看客们才能取得绝对的心理优势,才能安置自己其实很心虚的人生。孔乙己只能甘受惩罚,他那种被众人强行想像出来的罪责永远不可豁免。 

  咸亨酒店显然不是一个可爱的去处,而是单调、无聊的所在,可只要孔乙己一来,就会立刻爆发出笑声,以至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说里十二次写到了人们对他的嘲笑(全文总共出现了十四个“笑”字)。这些笑都是往孔乙己的伤口上撒盐,他的任何身世、经历,包括他的呻吟、致残、死亡都无一例外地被故事化了,成了人们乐此不疲的谈资、笑料,成了人们想方设法猎获的情节。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身体受苦的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⑤。那群人开怀大笑时,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贫困一望可知,他们被异化的真相也跃然纸上。
 
  我们真的同情孔乙己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孔乙己虽然不是我们的消费品,但至少我们觉得他是个“怪胎”。他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再加上生性好喝懒做,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了,“便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如此不思进取、自甘堕落的他,落个如此下场简直是活该。得出这一结论时,我们观察的角度可能恰好离看客更近一些,却不是鲁迅的位置和方向。 

  “死要面子,自命清高,迂腐不堪”、“热衷科举、好逸恶劳、麻木不仁”的孔乙己穷愁潦倒而死,对于这样的结局他自己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那个时代却要负更大的责任。孔乙己是小说中唯一的人性未泯者,最大可能地保留了质朴、善良与诚信。在一个合理社会,知识是应该分得一点儿权力的,孔乙己却在社会权力分配中两手空空,社会没有给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留下半点儿生存空间。不和谐的社会,必然带来自私、麻木、恶毒、不合作的世风。看客们不能满足于只做偷窥者,他们要让孔乙己的生活整体去蔽、毫无遮挡地全部暴露出来,以便他们大大方方地观看、发问,让他们公开做一群精神猥亵者。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⑥这是鲁迅在早于《孔乙己》十多年的《文化偏至论》中的言论,这是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总意见、总纲领,也是他全部文字表达贯穿性的母题,是他从未离开过的人文理想的主线,所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意全盘否定。他“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实际上是为了唤起对民族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沉积作一番具有革命意义的清理”⑦,这种清理是有一个“重建”的前提的,他也因此对总是带有某些物质属性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性对人的物化现象保持警惕。错过这些,我们就不会真的听得懂早醒者鲁迅。 

  时代变迁,今天的孔乙己一下子阔绰起来了,不但自己有了金身塑像,而且使曾目击他种种磨难的咸亨酒店也获得重建。“孔乙己黄酒”、“孔乙己大酒店”、“孔乙己矿泉水”、“孔乙己火锅城”、“孔乙己时装”等等诸多名目一时难以计数,旧时小伙计很不以为然的茴香豆因冠以“孔乙己”品牌而声名远播。自己死于贫困却给后人带来了巨大商机,这似乎是孔乙己万万不会想到的,他只会朝暗处投去一个苦笑。因为这一切早已与他无关,他身后的传统文化不过是再一次被消费文化误读、解构和利用罢了。
 
  “当我们感到孤独一词的含义时,似乎对艺术已知一二。”⑧当我们在《孔乙己》中读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时,才是深深地理解了鲁迅。作家陷于长时间的痛苦的思索之中,一切都要由他自己来作答,没有对话者,没有交流者,长夜漫漫,他必须独自应战。借助回溯性叙事中的特殊视角,《孔乙己》揭示了一种文化衰败的特定历史轨迹,记录了人们在物欲面前主动接受异化的沉重一幕,不声不响的、至为平静的文字里却弥漫着作家沉痛的隐忧。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副教授,燕山大学兼职教授,文学硕士 

   
   
  ① 王晓明:《太阳消失之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② 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 
  ③ 《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3期,第28页。 
  ④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⑤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6月版,第36页。 
  ⑥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⑦ 杨义:《晨窗剪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55页。 
  ⑧ [法]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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