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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纽约客闲话之兴之所至:把萨德扔进垃圾桶

已有 833 次阅读9-28-2017 03:03 P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文/张宗子
 有一天,去吃早点的路上,经过地铁站旁三间房子大小的李普曼广场,见一位中年男子摆书摊,案上几十本书,都是生活指南和菜谱之类。草草看一眼,转身要走,摊主从脚边箱子里摸出一本书递过来。“这本不错。好看!”我接过,是萨德侯爵的《索多玛的120天》,忍不住一笑。“送你了。”他说,不由分说塞到我手里。
  书差不多全新。喝著咖啡,翻开看了几页,赶紧打住。翻到后面,每况愈下,不得不再次打住。后来终于找了个垃圾桶,扔了。
  萨德大名久闻,他的书,我也好奇,能怪异到什么程度?虐待狂比比皆是,但把虐待狂写得这么恶心,则超出我的想象。哲学家自可赋予萨德笔下的脏东西各种思想内涵,像我这样不肯去钻研的人,只好敬而远之。
  因此想起由来已久的一种说法,就是,通过描写异常、病态乃至变态的人物行为,更容易进到人的心灵深处,进入那些更真实、更本质、处于自觉的抑制和不情愿的压制下的欲望世界。这是达到深刻的捷径。大作家中,很有一些是疯疯颠颠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有自虐倾向,他所谓的灵魂的拷问,近乎残酷。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著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卡夫卡也许只是敏感和敏锐,也许是迫害妄想狂。一个结婚不结婚的问题,就给未婚妻费丽斯写了几百封信,谈来谈去,无非哈姆雷特的一句话:做还是不做?做有几百个理由,不做同样有几百个理由。长得比卡夫卡更阳刚气的费丽斯,到底没有结成婚。
  卡夫卡伟大,但我想,深夜一灯如豆读他的长信,有几个人可以陶醉在他如沥青粘身一般的固执和唠叨中?卡缪的荒谬不是比他明朗得多吗?
  普鲁斯特是同性恋,小说中他的女友阿尔贝蒂娜,据说是以生活中的男友为原型的。他既然对女人没兴趣,却又处处著力写,喜欢女人的红色衣服,大红的最好,粉红的次之。两位害死人不偿命的尤物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交际花奥黛特,都穿这样的裙袍。男主角还要为女朋友阿尔贝蒂娜照做一套。真是异乎寻常的迷恋。
  情色这方面,有一次我在飞机上读艾丽卡·琼的《害怕飞翔》,当时这书很流行,我学英文,读侦探和西部小说,读间谍小说,读史蒂芬·金,也读了很少几本爱情小说,选择的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比如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涉及到弗洛伊德理论,读得兴致勃勃。读琼的小说还太早,英文不过关,又是在旅途中,所以印象模糊,但似乎还有节制。
  异常人物题材的作品容易讨批评家的欢心,连商业化的奥斯卡奖也对此类电影青睐有加。但我一贯崇尚简单和纯净,宁可牺牲深度,不肯虐情虐心。法国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让人压抑难忍,《黑暗中的舞者》使我从此谢绝悲剧片,何况其他。《索多玛的120天》被帕索里尼拍成了电影,从前几次想借来看,撇一眼封面,几个穿制服的男女牵著几个四肢著地扮成狗的男女,顿时呜呼哀哉,溜之大吉了。帕索里尼肯定有点色情狂,《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天方夜谈》,都是我喜欢的书,经他一拍,就成了异类。他和萨德实在太重口味了。
  天才的代价往往是牺牲其常性,因此牺牲了世俗的幸福。一个人意识到通天的大路不属于他,剩下的选择不外乎,要么跳下深渊,要么爬过独木桥。卡夫卡说,人由于骄傲而不能获救。和他所说的情形不同,一些人由于骄傲而放弃了生活的权利,因为他不愿属于大众。高更就是这样自我放逐的人,他看到了真相,然而未必幸福。
  病态直指人心,道理可能在于,在病态甚至疯狂的情况下,人的道德约束放松乃至消失了,人性中被压抑的、本能的、先天畸形基因造成的一切奇思异行,争相突围而出,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只不过被道德意识克制了。(2017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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