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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纽约客闲话之细雨闲花:新年忆语

已有 160 次阅读3-8-2018 04:00 PM |系统分类:博文杂谈


文/鲜于筝
     旧历(阴历)新年,现在叫春节。我小时候没有“春节”这个词,过新年,指的就是阴历年。那时候,纪年用“民国”,老百姓知道二十四节气,却不知“公元”为何物。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把“民国”带到台湾去了。共和国改以公元纪年。学校里老师还专门给我们讲了什么叫公元。当时五年级,班上有个学生怯怯地问老师:以后新年还过不过?老师笑道:过啊,以后叫春节了。大家“啊”,带着遗憾舒了一口气——遗憾是新年成了春节,“年”失落了。
  我不说春节而说新年,多少有点儿恋我儿时的旧。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拜年,照规矩是要跪下磕头的,但父亲把这规矩蠲了:冬天穿棉袍,新年了,棉袍依旧,外面的罩衫可是新的,跪下磕头,跪在一方拜毯上,难免沾染龌龊。所以我们只是恭恭敬敬站在父亲面前说一声:好爹爹,新年好。于是收到一份红纸包的压岁钱。照例父亲会说:又长一岁了,要懂事!“要懂事”,是父亲常对我们说的话,现在想来,这三个字可谓包罗万象。我记得有一年我用压岁钱在摊子上买了一把木制的“青龙偃月刀”,坦弟买了一杆“银枪”,我是关公,他是赵子龙。就在这一年坦弟去了台湾,那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70年前。
  在我走过的78个新年中,最难忘的是58年的新年。我在北大,从东语系转中文系才半年。58年初反右补课,我有幸作为一个数字被补进了东语系的右派名额。寒假来临,父亲来信让我回家过年。那时行动还是自由的。父亲寄来了路费,同时要我买两斤绵白糖带回家。苏州市面上买不到绵白糖,北京敞开供应。这天,我跟寝室里两个留校的同学轻轻道个别,背了书包,书包里几件内衣,几本书,毛巾牙刷漱口缸,就这些,悄悄地走了。北京的冬天阴冷,凄寒蚀骨。我在西直门车站买到一张第二天的站票。然后上新街口买绵白糖,新街口很热闹,在小店里吃了饭,买了几个面包,再回到西直门车站。西直门车站人乱嘈杂,烟气呛人。我坐在椅子上静观四周,觉得这个纷乱的世界正在离我远去。我设想以后我的人生道路会很孤单,但我还年轻,生命在我,拼却一生,迷雾茫茫走自己的路。这一夜,我挎着书包,靠在椅子上,睡一阵醒一阵,直到黎明前被彻底冷醒。
  赶到家正是腊月二十九小年夜,姐姐们都在家。父亲见我就说了声“回来就好”,绝口不问学校的事。小姐姐正念“华东纺织工学院”暑假就要毕业了。她说,她班上有个学习尖子成了右派,真可惜。她指着我的头说:你啊,少发一点儿议论,人家要你写大字报你就写了?这叫枪打出头鸟。南京姐夫也在,我们聊了一阵,他的一些好友成了右派。我想起57年鸣放之初报纸上有过一场关于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当时知识界,主要是大学生中提出民主诉求;左派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资产阶级当年就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欺骗大众。姐夫和我通过信,他认为民主是手段。我认为民主是目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有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以后,民主才由目的转化为手段,凭借这手段去追求、去实现更高的目的。手段和目的是辩证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发之心最尊贵”,民主是我的初心。当然和姐夫再争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了。第二天吃年夜饭,大家说说笑笑,避开沉重的题目。吃完年夜饭,我开门出去,站临顿桥上,吸几口清冷的空气。桥下河水幽暗,静静东流,出娄门,投奔大运河去。天上星星疏朗,我想起了黄仲则那首有名的诗《癸己除夕偶成》:“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初八回校,回校前我跟父亲说:“还不知道会受什么处分,说不定会开除”。父亲说:“那就回来。”我说:“在北大也呆了一年半了,回来,我想,我完全可以自学”。最后一句话,我是想安慰父亲。
  1958年,正好是60周年。(201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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